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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丈夫 我的蜜月******

范瑞娟(1957年2月)

　　1月1日，这是个多么令人喜悦的日子。旧的过去，新的来临了。我和伯鸿就是这一天结婚。

　　结婚的前几天，我们要到区人民委员会去登记，临去之前，我和他开了一个玩笑。我对他说：“结婚登记处的人为了执行婚姻法，对于男方询问得特别详细，你要小心准备了。”他却若无其事地说：“一切事情都可公开，既合法又合道德，不用愁虑。”我笑了笑告诉他：“人心难测的，就有这样两位青年男女，他们交往了一个时期后，到政府去登记结婚。登记处的人问女方结婚是否自愿，女方没有表示，急得男方满头大汗。最后女的摇了摇头，登记就没有成功。假如我们的事我也摇摇头，看你怎么办？”他调皮地说：“你要会摇头的话，祝英台就不会为着真正的爱情去牺牲了。”我不由得大笑起来，我知道他这句话是因为我经常扮演梁山伯而说的。

　　新房里的重逢

　　结婚，事先没有通知别人。可是，那天上海越剧院的朋友都来了。演夜场的，下装之后还赶到我们家里。尽管我们准备了吃的和玩的招待他们，可是总有一点不放心，因为院里有好些人是闹新房的能手，尤其一个做音乐创作的朋友不好办，只要他在场，非要把人闹得够受不可。为此，在新房里真叫我又喜又怕。可是，事件的发展又往往出人意外，当我担心的那位先生随着众人拥进了新房之后，伯鸿和他都怔了，原来他们是分别了8年彼此不知下落的老朋友。由于这个意外的重逢，这次闹房得以安全度过，我们在大家的要求之下合作穿了针，互相喂了糖，报告了恋爱的经过之后，大家就放过我们了。

　　袁雪芬、傅全香都要送礼，被我阻止了。但送礼的人还是有。最有趣的是我的文化老师，她送给我们一对花烛。这对散放着柔和光彩的花烛，给我们的新房里增加了不少喜悦气氛。当最后一个贺喜的人离开之后，它仍旧燃烧着，按照婆婆的意见，靠近烛台的墙上，悬着一个福禄袋，因为找不到铁剑，我把那把跟着我受尽风霜在舞台上用的铁剑配在上面。

　　有缘千里来相会

　　“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，”这是伯鸿刚才回答闹房者的话，它却一直在我心头萦回。我和他在相识之前，已经有了长时间的通信。他的妹妹是我的朋友，通过她使我对伯鸿的家庭，以及他幼年时代的生活，有了透彻的了解，真像我们在一起长大的一样。去年9月，我们第一次相见，不知怎的，自此以后，他的形影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头，再也移不掉。终于我和他结成了终身伴侣。

　　对于婚姻问题，我过去的确不打算考虑的。准备趁自己年轻把自己演戏所得积蓄点钱，将来隐避到乡下去度过艺人在旧社会都不可避免的悲苦的晚年。但是，中国解放了，一切都变了。对于整个社会，我由痛恨而热爱，我爱一切，第一次感到生活意志的旺盛。现在，艺术成了我的生命，我要把我的一生，献给祖国的艺术事业。

　　在蜜月里

　　结婚之后，我们到苏州去游玩了几天，然后在上海度过了蜜月。在这些日子里，伯鸿仍到中国青年报上海记者站工作，我每天也到越剧院去。早上，伯鸿知道我睡得晚，又是易被惊醒的人，他总是抱着衣服轻步走到外室去穿。晚上，我回到家里，他已经静静地坐在桌前看书了。他总是把他从书上看到的或者采访中遇见的“故事”一一讲给我听。有时候我们一起去观看越剧，回家以后，我要他提些意见，他却笑笑默不作答。怎么办呢？我就用这样的话去激他：“原来嘛，你对越剧是没有感情的。”于是他急了，不得不将他的意见原原本本地讲出来。他是爱好戏剧的，同时还爱好音乐。当院里正在讨论音乐问题时，我把我的看法提出来和他商量；也是这样，开头他总是默默无声，到后来才将自己的见解详细地发表。我们谈了很多问题，有融洽一致的地方，也有分歧。我们总是这样结束我们的谈论：“我们懂得太少了。”因此，我们有个打算，要大量地买些书，提高我们的业务、知识和艺术修养。

　　我的丈夫

　　我的丈夫是一个对生活并不十分计较、对工作却十分热爱的人。有一次为了添置几件衣服，我拿回几个呢料的样品，问他喜欢哪一种。不料他淡淡地回答：“任何一种都可以。”一个月以来我还不知道他喜爱什么菜，仿佛他什么菜都很爱吃。可是这却使我这个作为妻子的人有些踌躇了。他认为：“我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，不能够因为革命胜利而得意忘形，奢侈浪费。”他平日总是和颜悦色的，可是有一次我见到了他严肃的脸色。我对报社记者约我写稿表示讨厌，认为这是一件麻烦事。他批评我这样是不对的，并要我认真地写好那篇稿子。我觉得他的意见很正确，终于把稿子写成了。原来他对自己的职业是非常敬重和热爱的，这也影响了我，如我曾经考虑过：“现在我演小生，将来演什么角色呢？”在这种问题面前，他是十分果断的，他表示，我应该将小生演到底。我也就决定这样做。

　　慈祥的婆婆

　　1月底，我离开上海赴东北演出。路过南京时，在那里演出了两星期。伯鸿的父亲在南京工作，于是我又有机会和婆婆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。开始我很担心，婆媳关系不好是常有的事，我的婆婆不知怎样。可是没有几天我就感到我婆婆是慈祥而热心的人，在我演出时间，她经常等候我直到深夜，在我临睡之前她跟我总要喃喃地谈些心里话。我们谈得十分投机，计划着将来如何生活，使每一夜过得都很有趣。我的担心成了多余，很快地我从我婆婆身上找到了我已去世的母亲的温暖和母爱。离开南京的那天，我和婆婆真是难舍难分。眼泪从她老人家眼里流下来，我也哭了。只能硬着头皮背身离开。新社会是幸福的，我在这幸福的社会里又得到了幸福的家庭。可是，我也不能摆脱幸福中产生的苦闷。我觉得自己的才能太少了，我觉得人民给我的荣誉太大了，国家给我的照顾太多了，我担心自己会辜负他们。怎么办呢？我已经定了进修计划，决心不畏艰难努力。

　　(1957年2月)

唱歌、弹琴、“跳火圈” 选战把台政客逼成“才艺明星”******

　　【环球时报综合报道】台湾地区的选战日趋白热化，甚至逼得参选人不得不“能歌善舞”，拼命与民众拉近距离。因为，出席活动上台高歌，不仅能炒热气氛，更是博感情的最佳方法之一。

　　据台湾舆情网站“网络温度计”1日报道，通过数据分析统计，近一年10名最被岛内民众讨论“爱唱歌的政治人物”，结果第一名为前“卫生福利部部长”陈时中。2021年11月，岛内网络曾流传一段视频，画面中陈时中未戴口罩喝酒唱歌，后来又流出第二个视频，显示陈时中在三级警戒期间依旧“脱口罩高歌”，引发巨大争议。而闽南语歌手詹雅雯2020年举办小巨蛋演唱会时，也邀请陈时中同台飙歌；陈时中2022年竞选台北市长的后援会成立时，两人再度同台合唱。

　　排名第二的是民进党“立委”高嘉瑜。2022年10月，她南下嘉义助选连唱3首。排在第三的是前台北市长柯文哲，2022年3月他与前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被爆在公共场合摘下口罩开唱，因违反防疫规范而受罚。去年12月底卸任前，柯文哲在台上高歌《囚鸟》，更笑说“不用当市长可以自由了”。今年1月，台北内湖科学园区岁末联欢晚会，柯文哲与高嘉瑜和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场飙歌。

　　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排在第四，2018年他参选高雄市长造成一股“韩流”席卷全台，只要是韩国瑜的竞选场合，支持者都会大唱《夜袭》，意外让这首军歌爆红。第五名是台北市议员徐巧芯，她曾在去年11月参加时任国民党台南市长候选人谢龙介募款餐会时，演唱王心凌的《爱你》。

　　台北市长蒋万安名列第六，去年10月他发布竞选主题曲《无限·台北》，希望唤醒不同世代台北人的光荣感。高雄市长陈其迈排名第九，喜欢唱《红豆》，不过经常跑调。歌手出身的“立委”林昶佐列第十，他当选后反而很少以歌手身份表演，大多是竞选时与选民唱歌互动累积人气。

　　针对这份排名，蒋万安1日回应称，“谢谢网友评分”，他平常没有很多机会在现场唱歌，“大家可以多多提供歌单，让我多多练习”。徐巧芯表示不服气仅排第五，认为自己应该得第一，“不过没关系，2024选举过程中，大家还是可以持续看到我表现的机会”。

　　除了唱歌外，岛内政客还经常表演其他才艺。比如在民进党举办的募款餐会上，台北市议员王世坚曾表演拉小提琴，还有“立委”陈莹弹钢琴。2015年12月，新北市第四选区国民党“立委”参选人陈茂嘉，当众表演了绝技“跳火圈”，表明自己坚定的参选决心。能成功表演这些绝活，要归功于陈茂嘉的科班出身——30多年前，他曾入选小学体操队，保留节目还有翻跟头和劈叉。今年1月，有岛内网民在社交平台询问，“想到运动/才艺会联想到什么政治人物？”结果不少人回复说，王世坚的小提琴和马英九的游泳。

　　不过，台湾政客表演才艺，也经常引起争议。如“网络温度计”排名第七的新竹市长高虹安2019年与主持人朱学恒高唱《塔绿班之歌》，因唱出“绿畜”一词引发争议。2022年年底，高嘉瑜点评徐巧芯唱《爱你》的音色音准都不如她，同时还大跳《爱你》的舞步，隔空较劲意味浓厚。徐巧芯随即在脸书喊话，邀请高嘉瑜挑战天后张惠妹的《三天三夜》，有网民评论称“我们要看到血流成河”。

　　台湾东海大学地方自治研究中心执行长潘兆民表示，岛内政治人物没有热度的话，选民对其印象就不深，甚至记不住名字，要在选战中获胜恐有难度。因此，通过各种方法拉抬人气，争取曝光机会，无论是出席活动还是上台唱歌，都是让选民记住自己的方法，而唱歌明显可以带动现场气氛。不过也有分析称，政客这些做法只是为了选举，吸引选民关注，但说到底还是扎实的施政能让民众安心。(张若)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